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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意识·视角独特·方法自觉******
时代意识·视角独特·方法自觉
——《青年亚文化的时代表征与引导对策研究》评介
作者：韩庆祥（中央党校一级教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一个民族只有寄望青春、永葆青春，才能兴旺发达”。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卜建华教授的专著《青年亚文化的时代表征与引导对策》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思想教育工作系列论述的一些认识和体会，该书紧扣青年、青年亚文化、有效引领这三个关键词，通过梳理和分析现阶段青年亚文化的时代表征与青年网络社会生活方式，审视青年亚文化在自媒体时代的时代表征与发展态势，提出了青年亚文化引导的具体措施，这对我们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强化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着力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首先，为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提供了新的时代意识。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体现自身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命题，只有科学地、辩证地把握和认识这些困难，才能够把我们的社会推向前进。当前网生代青年正处于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知识体系搭建尚未完成、价值观塑造尚未成型、情感心理尚未成熟。必须要有问题意识，立足于网络信息时代与青年群体的精神需求，面对青年亚文化所体现的时代样态类型，需要科学的教育引导，使其具备与时代发展相适宜的核心素质，才能不负伟大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与时代重任。青年亚文化是一种集娱乐、批判、建构于一身的复杂意识形态体系，是青年群体中不同于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集合，是青年群体在生活方式、思维观念、行为方式、精神品格、心理特征、话语体系等不同于社会主流文化的综合体现。把握青年亚文化，既要审视青年自身实际，分析青年网络亚文化特征，又要跳出青年看青年，从时代的高度观照青年网络亚文化发展环境与奋斗精神培育状况，注重从社会大系统中聚焦青年亚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标注了青年发展的历史方位，为青年亚文化的引领指明前进方向、注入强劲动力、涂抹上靓丽底色。新时代需要新青年，只有具备与时代发展潮流相匹配的素质，以昂扬向上的姿态踏上新的长征路，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放飞青春梦，展现新气象。本书介绍了青年亚文化的时代表征与引导对策，分析了其对意识形态功能的两面性和不可预测性，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与机制。尽管不同类型的青年亚文化之间缺失严密的逻辑性，但从整体上看做到了时代意识导向下的主题明确，各高校可以充分借鉴相关研究内容，着力引导青年亚文化的理性发展，为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强保证。
其次，为审视网络亚文化背景下的青年政治社会化提供了新的独特视角。一本书的新视角会让读者耳目一新，萌发读下去的冲动；一本书的视角创新能够带给读者思考，增长知识和智慧。视角创新，就是是否凝练反映时代标识的新概念、能否提出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又合乎情理的新观点。政治社会化是青年成长过程中的关键性阶段，青年政治社会化要求青年个体树立和培养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近的社会价值观，并逐步促使青年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全面研究了青年亚文化的时代样态呈现、主要内容及现实途径。围绕青年这一青年亚文化的参与主体，强调青年亚文化样态呈现与青年政治社会化历程高度统一。以上概念和观点，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观点鲜明，对我们深入研究、理解思考当前网络文化背景下的青年政治社会化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耐人寻味、引人深思，体现了本书的“时代感”“厚重感”。
最后，为增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提供了新的方法自觉。方法论是一种解决实际问题、立足于社会生活为目标的思想体系和系统，问题意识与视角创新都离不开方法自觉。纵观整本著作，处处体现着作者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具体包括：大德育观、个人访谈法、系统观点等。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网络是重要阵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重要途径。对于网络阵地，主流意识形态不占领，非主流意识形态就会去占领。青年网络亚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形态，作为自媒体时代青年群体的网络化社会生活方式，必然受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积极与消极、正面与反面、机遇与挑战的统一体。与以往相比，现阶段的青年在国家观、道德观、自我观等方面有着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行为倾向。碎片化、短暂化、融合化则是青年亚文化在自媒体时代下的样态类型与文化表征。边缘与主流的互动、从抵抗性的消解与娱乐性的增强、从自我表现、自我满足转向自我愉悦，构成新时代青年亚文化发展的态势。本书深入阐述了青年亚文化的时代表征与长效教育资源特性，对于我们借助青年亚文化的发展态势，丰富其教育引导功能、鼓舞激励功能、重塑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具有深厚的现实针对性和丰富的实践指导性。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青年亚文化的发展轨迹中，有利于促进青年群体的健康发展。所以，对于青年亚文化，既要尊重青年群体的需求性和创造性，也要发挥这一文化的积极效应，提升青年群体的自我价值认同感。与此同时，需要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和提炼青年亚文化的优点，将这些优点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当中，通过多种多样的信息渠道，不断提升主流文化的传播力，充分发挥青年亚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辅助功能，以多样化的语言风格满足不同社会文化主体的需求，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青年网络亚文化的良性互动。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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